华南地区珍稀兽类野生动物史研究述评<sup>*</s

本文涉及的区域范围指狭义的华南地区，包括广东、广西、海南三省，该区域位于中国的最南部。华南地区跨热带、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和热量，植被丰富，为该地区动物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本文拟对那些经济意义和科学意义都比较重要的珍稀兽类野生动物，如亚洲象、华南虎、犀牛、麝等的研究进行述评。

一、亚洲象

亚洲象（Elephas maximus），属于长鼻目、象科，是亚洲现存的最大陆生动物，也是著名的珍稀动物。亚洲象食量大，畏寒、喜水但又怕阳光直晒，对环境的要求比较高，是重要的生态变迁指示动物。

20世纪20年代，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象骨，殷墟甲骨文也有象的记载。故而引起了罗振玉、王国维、徐中舒、姚宝献等学者的关注［1］［2］［3］［4］，掀起了学术界对中国亚洲象分布版图及其反映的气候变迁之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亚洲象的研究出现沉寂，70年代再度成为热点。

1974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曾昭璇以曾坚白为名发表了《论几种典型热带动物在南方灭绝的时期》一文，认为野象在粤东、闽南到明代已绝迹，广西南部即在清初灭绝［5］。后来他又发表了《试论珠江三角洲地区象、鳄、孔雀灭绝时期》，曾具体指出珠江三角洲象在粤西不是灭于明末，而是灭绝于宋［6］。文焕然、何业恒、高耀亭等是野生动物史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他们在《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初步研究》一文中，第一次比较清楚地廓清了中国野象向南退却的阶段及其原因，认为1050～1930年是以漳州、武平象洞、始兴、郁林一带为北界的时期，并认为气候变迁是象退却的一个主因［7］。高耀亭在《我国野象现况、历史分布和保护问题的探讨》中认为闽南象灭绝于12、13世纪，广西灭绝于17世纪，而曾昭璇对象在两广灭绝的时间估计过早［8］。徐六符的《我国古代大象的踪迹》，则基本沿袭旧说［9］。何兆雄的《中国野象南移与森林破坏》，提出每个世纪象约南移1个纬度、每年平均南移1公里的观点［10］。苏茂森等的《从亚洲象在广东的绝迹看森林的破坏》一文，基本沿袭了何兆雄的研究思路［11］。1990年文焕然又发表了《再探历史时期的中国野象分布》［12］、《再探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变迁》［13］，在1979年论文的基础上，补充了象存在的化石资料，并细化了象向南退却原因的论述。佟屏亚、赵国磐的《畜禽史话》一书，较早阐述了古人驯象当役畜的历史事实［14］。张梅坤的《我国亚洲象的盛衰及原因——兼论历史气候和生态的变迁》大致沿袭旧说，但文中的一些概括富有一定的新意，如“象有齿以焚其身”，象的弱点是大、重、笨等［15］。雷玉清的《从象耕看远古先民对畜力能源的利用》一文，系统研究了远古时期的“象耕”，对史料的利用和解读均具特色，深化了前面佟屏亚著作的研究［16］。1998年孙刚等的《野象在中国的历史性消退及与人口压力关系的初步研究》一文，做了较多的计量分析，认为象每年南移0.5个纬度，人口压力是野象南移的主要原因，并统计出野象生存可耐的人口压力阈值为20人/km2［17］。蓝叙波专门讨论了广西野象的绝迹，观点与前人基本一致［18］。

21世纪，中国亚洲象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区域、断代等细化研究的倾向，对其变迁原因的分析也更具体和辩证了。2004年王子今发表了《西汉南越的犀象——以广州南越王墓出土资料为中心》［19］，认为“历史文献关于岭南犀象的生存和犀象资源的利用多有记载，似乎不能排除岭南象牙应用于工艺制作”，反对《西汉南越王墓》［20］将岭南出土与犀象有关的资料简单看作南越海上交通的物证。这些观点后来融入了《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一书中［21］。陈明勇等编著《中国亚洲象研究》一书，从生态科学的角度对象进行研究，涉及到了华南地区的亚洲象［22］。伊懋可的《大象的退却》，研究时段从甲骨文的记载到明清，认为大象从北向南的退却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环境破坏有较大的关系。该书在大象研究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23］。2007年侯甬坚、张洁发表了 《人类社会需求导致动物减少和灭绝：以象为例》，认为气候变迁难于解析，人类社会需求是导致象减少乃至灭绝的主要原因［24］。后来张洁在侯甬坚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论文［25］和博士论文［26］，并发表了一些论文，其主要的学术贡献在于对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做了较为深入和细化的工作，对每个区域每一个时段分布变迁的不同原因作了详细的阐述，对人类的需求及象文化亦作了较细的研究。刘祥学的《明代驯象卫考论》在全面收集广西地方文献的基础上，对明代驯象卫制度及其反映的象的变迁情况做了缜密的考证［27］。查茂盈的《中国象文化研究》，用科技哲学的方法，辩证地探讨了大象、自然、人类的联系，此文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特色［28］。李冀《先秦动物地理问题探索》，认为“野象”的南迁与气候的转冷并不同步［29］。李国平、吴榕青的《唐宋时期闽粤边野象考述》则对潮洲和漳州象的变迁作了一个断代的地域变迁史研究［30］。张全明的《两宋野象的分布与变迁》一文，概括了前人的成果［31］。2017年赵志强发表了《秦汉以来中国亚洲象的分布与变迁》，认为秦汉以来象主要分布于岭南，否定了江淮分布的旧说，与前人的结论颇不一致［32］。2017年王彤的 《中国历史时期驯象的区域变迁初探》，提出中国历史上的驯象主要有食物诱导和暴力强制二种方式［33］。2018年侯甬坚的另一个博士生聂传平发表了《唐宋时期岭南地区野象分布与变迁探析》，就岭南象的变迁做了一些综合及细化的工作［34］。同年，刘天伏的硕士论文《历史时期中国境内犀象资源流动空间研究》，从资源流动的角度探讨犀象的流动方向、流动路线及市场层级，认为历史时期西南犀象资源的输出对区域内的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理论上的经济“互补”可能并未实现，反而造成东西部区域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35］。另外，满志敏、吴宏歧、蓝勇在研究气候变迁的论文中亦涉及到象的问题。

文章来源：《华南地震》 网址: http://www.hndzzz.cn/qikandaodu/2020/0810/365.html